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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文学经典的意识形态对话

来源:时间:2020-02-07编辑:郗戈手机版

内容提要:马克思对西方文学经典的研究和运用,从内部促进了他的思想发展和理论建设。修辞性的“互文性”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屡见不鲜,其中包含着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经典之间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对话。在《资本论》和手稿中,他广泛运用了古典修辞风格,如《神曲》、《鲁滨逊漂流记》和《浮士德》,从而产生了哲学、政治和经济批评与文学之间跨越式对话的独特思想图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未来走向的理论主题,始终与浮士德的辩证形象保持着深刻的隐喻关系。马克思对罗宾逊关于市民社会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出路的预言给予了全面的历史解释。马克思要想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和整体性,就必须超越主体的分化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学的界限,走向“超越主体”和“超越风格”的意识形态在《资本论》中,现实的总体性和差异性,理论的总体性和多环节性,文本的超风格和多体裁性,必然形成一种艺术的和整体的再现关系。

关键词:资本;世界文学;文学和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北京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先进创新中心

文学是马克思一生的爱好无论是他早期浪漫主义影响下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创作,还是他一生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和解读,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文学与哲学的显著互动。马克思对西方文学经典的研究和运用不仅满足了他个人的兴趣和个性发展,而且在内部促进了他的思想发展和理论建设。修辞性的“互文性”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很常见:这些文本总是与其他被改编、改造和发展的文本保持着互动和开放的关系。这种互文性意味着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经典之间持续的意识形态对话在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和手稿中,他广泛运用了古典修辞风格,如《神曲》、《鲁滨逊漂流记》和《浮士德》,从而产生了哲学、政治和经济批评与文学之间跳跃对话的独特思想图景。分析《资本论》的修辞,探索哲学与文学的对话关系,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总体性和理论建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经典的引用和阐释为基础,运用《资本论》中反复出现的浮士德和罗宾逊形象来阐释其理论主题和历史前景,进而通过《资本论》中文学与哲学的对话关系来把握其理论的总体性。

浮士德的辩证形象与《资本论》的主题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未来走向的理论主题与歌德的“辩证形象”保持着深刻的隐喻关系《资本论》的历史批判主题在《共产党宣言》第一节中关于巫师和魔鬼的寓言中得到了高度的形象化:“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似乎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再也不能像巫师一样控制它所召唤出来的魔鬼了过去几十年的工商业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而现代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是资产阶级及其统治存在的条件。”[1]在这个比喻中,“巫师”的比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体论,“魔鬼”是指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召唤”是指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孕育和刺激,“不可控”是指对生产力的扬弃和解构逐渐脱离生产关系的桎梏它对未来的预测在于,新的主体——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掘墓人,已经把先进生产力从失控转变为再支配,从旧的解构力量转变为新的建设力量。从抽象的角度来看,这个隐喻的核心逻辑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扬弃自身的历史辩证法:主体呼唤权力(肯定)——权力失控(否定)——新主体重新获得对权力的控制(否定之否定)正如本雅明的“辩证形象”概念所显示的,现在的时代总是用过去时代的记忆来进行未来时代的想象[2]

资本主义社会扬弃主题的隐喻与歌德辩证的文学形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值得思考。有些学者考证,“巫师和魔鬼”的比喻首先和歌德的短诗《巫师的学徒》直接相关的是[3]这首诗的主要情节包括三个因素:魔术师学徒用咒语召唤扫帚自动扫地,魔术师扫帚失去控制并引发洪水,魔术师回来收拾残局。这一情节的内在辩证逻辑在于,主体通过魔法召唤某种力量(肯定),这种力量最终失去控制并摧毁秩序(否定),而另一主体通过魔法重获力量并恢复秩序(否定之否定)这一隐喻与《共产党宣言》中的上述隐喻在逻辑上的相似之处在于,在权力的召唤和权力的失控的发展过程中,“肯定”与“否定”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否定之否定”的联系在主体和方式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魔法师的学徒》中,魔术师自己,一个更加成熟和原始的主体,重新获得了权力,而在《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一个新的主体,重新获得了权力。换句话说,《魔法师的学徒》的辩证形象指向了过去权力秩序的逆转。这显然不同于《共产党宣言》中指向未来社会的辩证法。这种差异要求我们超越传统阐释的视角,在更广阔的文本语境中探索马克思的辩证主题与歌德的文学形象之间的深层联系。

巫师和魔鬼的辩证形象一直贯穿于歌德的创作过程,尤其是他一生的杰作《浮士德》。从《资本论》和手稿中对《浮士德》的频繁引用来看,《浮士德》的核心形象和情节逻辑已经渗透到马克思理解资本扬弃自身主题的形象思维中那么,资本扬弃的主题在什么意义上继承和利用了浮士德的辩证形象呢?这个问题涉及《浮士德》中的两个“召唤”。

第一个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第一幕的第一个“夜”巫师浮士德称之为“精灵”,并最终放弃了好龙图[4]浮士德甚至不敢面对他的咒语召唤出来的可怕的灵魂。他没有能力理解或控制这种伟大的魔法,所以他不得不让另一边去。这一情节的核心逻辑在于:主体召唤权力(肯定),主体惧怕权力,而不能支配权力(否定)上述情节预示了《共产党宣言》中“失控”的主题,但这是“失控”的极端可能性这种失控是如此彻底,不可能形成“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统一因此,浮士德真正的召唤对象已经从他不敢直接面对的“大地之灵”变成了魔鬼梅菲斯托费勒斯,他变成了一只狗,然后变成了一个学者。

因此,《浮士德》第一至第二部分的总线索可以理解为:代表人类的魔术师浮士德召唤魔法,并与梅菲斯托费勒斯签订契约,以扭转和逆转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借着魔鬼的力量,他逐渐被魔鬼引诱,进行一系列因善因恶的创造性破坏。最后,由于良好的愿望,他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拯救和重生。人类和上帝从分裂走向和解。这个宏大的情节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创作之一。它深刻洞察了现代性的分裂及其和解。然而,它也呈现出一种简单的辩证逻辑:主体呼唤和支配权力(肯定),权力逐渐失去控制和异化(否定),权力升华和主体再生(否定之否定)这显然类似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再现的资本自我扬弃的逻辑。可以说,为了揭示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和未来趋势,马克思运用了歌德《浮士德》的辩证形象。

从形式相似性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歌德文学形象的一系列运用表明了他对歌德辩证形象的深刻认识。除了巫师和魔鬼的辩证形象之外,在《资本论》第一卷讨论商品拜物教时,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命题,即商品是“一种理智的和超理智的东西”(爱因斯坦)[5]这个命题是基于浮士德的第一部电影《第16场游戏——玛尔达的花园》中的陈述,“你非凡而邪恶的人马座是由一个鼻尖的小女孩导演的!”[6]这个词的用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的语境中,这个术语是梅菲斯托费勒斯对浮士德的世俗性和出世倾向的双重性格的讽刺,而在《资本论》的语境中,它直接指向商品的感性和直观的物质属性与感性和直观之外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中,马克思多次引用“浮士德似乎患了相思病”这句话。这种说辞看起来很普通,但很有意义。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题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马克思写道:“当资本家...将过去的、物化的、死亡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我增值的价值,转化为精神上的怪物,它开始以“好像患了相思病”的势头“工作”。[7]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比喻描绘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质,资本的人格化是资本主义者对利润的强烈渴望。然而,一旦我们深入到引文的原始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这里隐藏着一个深刻的讽刺。原来,“它好像患了相思病”是出自浮士德的第一部《欧洲北部和麻风城的老酒》中的“一只失败的老鼠的歌”这句话的原意是指,中毒的老鼠体内有毒素,在厨房里爬来爬去,突然死去,影射“鼠王”梅菲斯托费勒斯·[8]乍看之下,“仿佛患了相思病”描绘了资本的欲望和活力,但当我们深入原始语境时,就会发现它的深刻含义是对资本逻辑的讽刺:资本增殖的源泉也是它的死亡点。表面上,马克思写的是资本的诞生,但实质上他暗示了资本的死亡。由此,它生动地揭示了资本逻辑本身包含着自我增殖和自我毁灭的矛盾坦率地说,马克思通过经典化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语境中创造了一种全新形式的审美反讽,赋予历史辩证法完美的隐喻表达。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歌德的文学辩证形象有着明显的形式上的相似性,但也包含着深刻的差异。虽然马克思非常欣赏歌德的辩证形象,但从本质上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关系的历史辩证法,而歌德描绘了人生经验的人性辩证法前者旨在把握现代社会整体运动的矛盾趋势,后者旨在用个体生命历程象征人性的现代变化。二者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和实质上的差异表明,马克思不仅将歌德的诗歌意象视为一种文学修辞,而且还将其视为一种时代标志,从而从概念和理论上抽象和净化了歌德的辩证意象,将个体生命意象转化为整体历史辩证法。

事实上,这种从文学形象到哲学概念的提升或净化早就发生在歌德的《浮士德》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之间,并进一步预示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出现现代性的各种精神主题,如启蒙与浪漫、追求古典与创造未来,尤其是世俗与神圣的分裂与调和等。,构成歌德和黑格尔之间最深的问题域联系。《浮士德》可以理解为精神现象学中现代“分裂-和解”主题的出现,甚至可以理解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现代社会自我扬弃辩证法的出现。浮士德的辩证形象深深植根于现代文明的核心。《浮士德》以其文学观察、表现力和想象力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开辟了探索方向,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提供了美学表达。

从文学和哲学的相关性来看,马克思的批评不同于歌德和黑格尔的“分裂-和解”形象,因为它采用了“但丁式的拒绝”来展开批判的理论立场。但丁的《神曲》充分展示了他在历史上的独立性和决心。但丁憎恨一个人并创造了一个地狱来惩罚他(例如教皇博尼法斯八世试图控制佛罗伦萨);爱一个人,建立一个天堂来崇拜她(初恋贝亚特里谢)马克思高度尊重但丁不屈的个性和批判态度,称他为“伟大的佛罗伦萨人”[9]《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序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始阶段,马克思在序言中用但丁在《神曲》开头的可怕形象来隐喻科学的入口,从而以无与伦比的理论勇气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深渊”。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的序言中,马克思说,“走你的路,让人们说话!”[10]强调自己独特的、坚定的批判理论立场此外,马克思对但丁形象的使用不仅表明了他的批判态度,还包括了理论内容层面的修辞考虑。根据当代西方学者的分析,在上述背景下,马克思似乎在用但丁的行为和“下地狱”的道路来比喻他的批判性研究,即把市民社会的形象穿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即进入生产领域和地狱般的工厂。

那么,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歌德式的辩证形象和但丁式的批判态度是什么关系呢?这两种风格看起来是不同的双重风格。可以说,马克思同时热爱歌德的辩证形象和但丁的批判态度浮士德和梅菲斯托费勒斯的关系创造了政治经济学批评的核心隐喻。《神曲》式的批判批判塑造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真诚态度二者的结合体现了修辞学中一种消极的、批判性的历史辩证法:通过彻底激发资本主义社会的潜能,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超越和自我扬弃,培育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总之,围绕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主题,马克思建构了一种“批判的修辞”在这种批判修辞的关键点上,但丁的批判态度和歌德的辩证形象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动和平衡。但丁的批评引导着歌德的辩证法,而歌德的和解也中和了但丁的拒绝。这使得马克思在修辞和写作风格上比歌德和黑格尔更具批判性,在理论立场上摒弃了“思辨哲学”的调和目的,全面开启了“历史辩证法”的扬弃维度。

(2)罗宾逊的个人图景与《资本论》的历史解读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主题展开为历史辩证法,浮士德的辩证形象进一步具体化为对鲁滨逊个人形象的历史阐释。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一章“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的第四节中尤为明显:在使用了上述的“浮士德”之后,对“鲁滨逊”形象的历史解读就立即展开了马克思特别关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对市民社会崛起和资本主义出路的预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阐释维度中,罗宾逊的形象不仅标志着市民社会的大规模形成,也标志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

马克思用“罗宾逊神话”的概念来指代18世纪市民社会的文学预兆或理论预设这一概念不仅指向一个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罗宾逊,而且还用“神话”一词来表示其虚构性及其普遍的文化含义。马克思指出,“鲁滨逊神话”是一个关于现代“自然人”的神话虚构和规范预设,是对正在大规模形成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和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的开头,马克思通过对罗宾逊神话的历史反思,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点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还原。

首先,马克思指出,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自然出发点的“个人一般”和“生产一般”的范畴实质上是罗宾逊神话,即非历史的抽象概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把出发点或第一个研究对象定义为“物质生产”,如斯密的“分工”起点理论、李嘉图的“价值”起点理论和约翰·穆勒的“生产”起点理论这种研究的出发点本质上是用自然主义的非历史思维将“物质生产”直接抽象为“一般生产”的范畴。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首先表现为历史思维与自然主义思维的对立。

具体而言,“个人共性”和“生产共性”等范畴的本质是自然主义思维产生的非历史概念抽象,即罗宾逊神话。这个罗宾逊神话包含了“孤立个体”作为“普通人性”的观点这种观点,作为一种回归自然的审美幻象,贯穿于文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各种意识形态之中。它表现为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自然状态”、“自然人”和“自然法律权利”预设(政治自由主义的起源),以及政治经济学中的“孤立的生产者”和“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法”预设(经济自由主义的起源)这些意识形态没有从历史上理解人类的自然本性,抽象出人类的社会本性,抽象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独立个体”被误认为是“孤立的个体”,甚至是“一般的个体”和“普遍的人性”。它们被误认为是自然造成的历史的起点和前提(而不是历史产生的结果和产物)作为一个基本母题,罗宾逊神话继续主导着从政治经济学到当代庸俗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罗宾逊的神话本身并不是历史的,却是现代历史进程的产物。马克思对非历史的罗宾逊神话做了进一步的历史阐释,将“个人共性”和“生产共性”范畴还原到历史情境中,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去把握,揭示了非历史抽象概念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由此,我们发现罗宾逊的神话和他抽象的“个人共性”概念源于对真实关系本身的抽象,并代表了公民社会的普遍物化状态:“事实上,这是自16世纪以来准备的“公民社会”的先兆,并在18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走向成熟。”“[11]这种公民社会的兴起意味着商品经济和自由竞争的普遍化。它意味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新生产力的繁荣。个人正日益摆脱从属于某些狭隘群体的自然联系,从而获得“基于物质依赖的人的独立性”[12]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鲁滨逊神话对市民社会的预感,指出鲁滨逊神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植于市民社会的历史特征,即物化或拜物教。普遍物化或拜物教构成了不同于前现代和前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特征。

具体来说,鲁滨逊的神话是在个人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形成的:在从一个人依赖事物的社会向一个人独立的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个人逐渐从依赖社会关系(社区)发展到独立于社会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个人对社会的从属和依赖表现为:个人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如家庭、宗族、公社等。,私人目的从属于社会联系的总体目的,而个人成为整体的四肢和手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对社会的独立表现在个人摆脱了地理和血缘关系、政治、伦理、宗教和其他个人依附关系,而社会关系被用作私人目的的手段。抽象概念如“孤立的个人”和“一般的个人”源于对现实的抽象,是人类独立概念的理论表达,是一种基于对事物依赖的生存状态。

罗宾森神话是图像或拜物教的直观和抽象的表现。物化是一种表达和模糊特定社会关系的客观结构。至于罗宾逊的神话与物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这种孤立个体的观点产生的时代是社会关系最发达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普遍的关系)。”那么,既然公民社会中的个人对社会关系的依恋最弱,为什么它是最发达的社会关系呢?显然,市民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联系和区别。所谓“社会联系”(gesellshaftliche Beziehung)是“人”与人格之间的联系,如对人的统治和剥削所谓的“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verh?Ltnis)是“客体”(Sache)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如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等。现代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特征在于形象化:人格之间的社会联系被颠倒成形象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中,人格之间的社会联系是一种“隐性结构”,只能通过形象之间社会关系的“有形结构”这一中介来表现。因此,特定的社会联系被客观地抽象为对象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对象”的自然属性此外,基于人格与人格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现实抽象”,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被概括,独立于特定自然联系和个人依附的个体商品所有者的“原子化”现象可以被加强。此外,罗宾逊的独立个体的抽象概念可以被复制另一方面,“罗宾森神话”等抽象概念来源于普遍的意象和拜物教,是对意象表层现象的直接和抽象,即商品交换和个体原子化

马克思对罗宾逊神话的分析具有超越修辞的深刻思想内涵这种分析直接服务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一般生产”和“一般个人”范畴的不合理抽象批判,最终决定了“资本生产”的研究课题此外,这种分析还开始了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货币”一章中物质依赖的社会形式的分析,以及对《资本论》第一卷中“商品”一章中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分析

随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鲁滨逊的故事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超越”或“出路”的隐喻。当马克思揭示“商品及其秘密的拜物教本质”时,他把罗宾逊的工作解释为抽象劳动和价值生产的典型例子:“他的书记录了他使用的各种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记录了他制造这些特定数量的产品所花费的平均劳动时间。”罗宾逊和构成他创造的财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然而,所有基本的价值规则都包含在这里。”[14]尽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罗宾逊的神话本身源于图像或拜物教,这暗示了劳动抽象和商品价值生产的历史内涵,但它的故事本身表明了劳动者和他们自己的产品之间“简单明了”的关系。

它是罗宾逊的故事,没有商品交换中介和生产劳动的拜物教性质,进一步被马克思解释为扬弃了商品交换和拜物教的社会共同生产过程:“想象一个自由的联合体,他们使用公共生产资料为劳动力,并有意识地使用他们的许多个人劳动作为社会劳动力在那里,罗宾逊的劳动规则再次被重复,但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罗宾逊所有的产品都只是他的个人产品,因此是他直接使用的物品。这个协会的全部产品都是社会产品。......与商品生产相比,我们假设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的份额是由他的工作时间决定的......社会中劳动时间的计划分配规定了各种劳动职能与各种需求的适当比例。”[15]在这里,马克思扬弃商品生产和拜物教,通过时间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媒介在人格和人格之间建立简单而直接的社会联系的概念,与《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测直接相关。

这种商品生产扬弃理论的关键在于,罗宾逊的故事本身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关于特定劳动抽象为劳动时间和社会对整体劳动分工的合理调整的预测。具体来说,首先,从劳动的抽象和劳动时间的计算来看,罗宾逊的劳动是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抽象劳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罗宾逊的“成本收益”型经济计算是在没有货币中介的纯劳动时间尺度上进行的。因此,它符合价值生产的规律,也为整个社会的省时或省时奠定了基础。其次,从全社会的计划调整和合理分工的角度来看,罗宾逊根据时间经济原理进行的计划自我分工可以理解为全社会的合理调整和全面分工的隐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罗宾逊的生活被设想为一种自由联合,那么这个社会就把许多个体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劳动力,并通过合理的调整和全面的劳动分工,把许多个体劳动产品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享受。

总而言之,“罗宾逊”是对象化和拜物教的补充正是通过鲁滨逊与价值生产和拜物教的本质之间的这种深刻关系,这个故事可以同时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及其最终超越的“双重预兆”。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一样。扬弃商品拜物教与扬弃罗宾逊神话有着深刻的同构关系抛弃拜物教的同时也抛弃了罗宾逊神话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历史地抛弃罗宾逊的概念形式,克服罗宾逊故事的神话形式,并阐明罗宾逊故事的合理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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